恰同学少年——回忆高中时代 1999届 苏腾荣

【作者简介】

苏腾荣，清华大学博士，高级工程师，中国计算机学会语音对话与听觉专委会执行委员，现为正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CTO，长期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研究和应用落地工作。曾任职三星电子，带领团队完成亿级用户的手机语音助手的研发。曾任职华米科技，负责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可穿戴产品的算法研发。曾任职海尔集团，负责海尔智慧家庭人工智能平台的规划和开发，基于该平台的应用项目荣获第十届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企业技术创新工程项目奖）；牵头制定了国内首个智慧家庭全屋分布式语音交互规范，并作为行业标准正式发布。

恰同学少年

——回忆高中时代

1999届 苏腾荣

我是信丰中学1999届毕业生。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冷战已经结束，美国逐渐习惯了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横行全球，中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虽然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发展迅速，香港澳门的回归更令国人振奋。那时候的中学生，一方面有机会放眼看世界，一方面也要为个人的将来打拼。我们不必像70年前的祖辈那样舍生忘死投身革命，也不会像30年前的父辈那样由组织安排个人的前程命运。时代需要我们努力学习，继续深造，再反馈社会，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高中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度过的。

九十年代末正处于互联网时代的前夜，手机还是稀罕物。人们获取资讯的手段，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报纸。校园里绿荫下的几排报栏，常有老师和同学驻足阅读，一站大半天。我们班自己也订了报纸，其中就有《中国青年报》。这是一份充满朝气的报纸，尤其是《冰点》专栏，总是以独特的视角审视时政和历史，观点更是前卫而犀利，因而总能引发同学们的兴趣甚至争论。每一期报纸都被全班同学传看，几乎总要被大家翻破。记得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上映时，《冰点》刊登作家梁晓声的评论文章，引发了同学们关于人性与价值观的大讨论；还有一期讲述一批中国中小学生组团赴美游学故事的连载报道，令我们大开眼界，原来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与我们如此不同。那时候，我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也体现在对英语学习的空前热情上。有的同学尝试在日常生活中用英语交流，可惜没有坚持多久。而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有同学在家边拖地边背完了整套《新概念英语》，这位同学后来成长为一名国际化的投资人。

高中是应试教育的最后一站，也是最关键一站。对上个世纪的人们而言，高考是一场残酷的比赛，一场生存率极低的厮杀。但即使面对这样的高考，信丰中学对于非高考科目的重视和投入仍然是惊人的。且不说生物老师会带学生进行植物和动物的切片实验，也不说政治历史老师会在课堂上声情并茂慷慨陈词，单说计算机课程这一项，信丰中学就走在了全国的前沿。当时的我们不仅是国内少数掌握DOS系统和WPS软件的中学生，更是极少数学习过BASIC编程语言的中学生。有些对计算机兴趣浓厚的同学，还参加了课外的培训，学习更高级的编程语言，甚至参加计算机编程比赛。饶有趣味的是，我印象里当时在计算机学习方面走得最远的同学，大学却学了法律，后来成了一名人民检察官。

信丰中学是一座有着悠久体育传统的中学。每一年学校都要组织校运会，即使高三的学生也一样可以参加。老师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的体魄既是我们应对繁重学习任务的基础，也是我们未来面对人生中各种挑战的底气。除了校运会，我们日常的体育活动也很丰富。篮球爱好者往往趁课间10分钟都要打个半场比赛，乒乓球爱好者则会选择午饭后的时间捉对拼杀；而足球爱好者即便等一天繁重的课程结束之后，也要在足球场上进行训练和比赛。每天的清晨和傍晚，学校的大操场总是热闹腾腾，很多人在这里跑步跳绳锻炼身体，同时这里也是校体育队的训练基地。多年以后，我心目中篮球最棒的同学成了直升机研究所的工程师，足球最棒的同学成了一名人民法官，而我们班的短跑健将则差一点就成了人民空军的飞行员。

作为县内最好的中学，信丰中学汇集了县城及各乡镇的学子。我也来自乡镇，和几位来自不同乡镇的同学形成了一种假期互相串门的习惯，不是坐一会儿就走的那种，而是会住下来，并且一家一家地串过去，一串可能就是一星期。平常在学校，我们互相看到的都是彼此学业方面的技能，在同学家里，我们才知道这位是书法高手，那位是围棋达人，还有人是流行歌手。后来，书法高手成了数学教师，围棋达人将手机卖向了全非洲，而流行歌手则当了医生。1997年暑假，香港回归的时候，我正在流行歌手家串门。从交接仪式前几个小时开始，我们俩就端坐在电视前兴奋地看直播报道。7月1日0时0分，当国歌奏响，当五星红旗在交接现场冉冉升起，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跟着节奏唱起了国歌，那个时刻，少年眼中闪烁着自豪的泪光。

进入高三下半年，备战高考几乎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唯一内容。做题，讲评，再做题，再讲评，日子就在这样的循环中波澜不惊缓缓向前。然而，1999年5月8日，万里之外的一件血案却打破了日子的平静：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美军轰炸，三位中国记者罹难！报纸和电视纷纷报道了这一惨案，北京的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把美国驻华使馆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也是血气方刚的少年，有些同学就坐不住了，也想做点什么。这时班主任邱家富老师劝住了我们。邱老师说，如果想祖国不再被人欺负，现在最好的做法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学成以后再来报效国家。我们听话地回到了教室，但许多人默默地在高考志愿的选择问题上重新思考。为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烈士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辈又岂能无动于衷？在那之前，同学间说希望将来能为国家航天事业尽一份力可能只是随意的闲聊，而在那之后，在很多人的心里科技报国已是笃定的选择。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最终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从研究生开始，我又选择了人工智能这个方向。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从业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丝毫不逊于美国。

在高考临近的日子里，教室里一边充满着紧张的空气，一边又散发着不舍的味道。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分别的时刻也随之而来。当高考的最后一科考完，同学们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教室。不知哪位同学提议到学校附近的河边野炊，获得了一致的响应。野炊定在第二天，家在县城的同学们带来了炊具和食材，大家在河边挖灶、架锅，开开心心地玩了一整天。卸下重担的同学们，纷纷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每次回忆起这次野炊，当年同学们的笑容都会在脑海里一遍遍地回放——那么的青春靓丽，那么的纯真清澈，那么的生机勃勃。这一天恰好是女足世界杯决赛，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又约着一起在冰饮店熬夜看球。那是中国女足首次进入决赛，面对美国女足一度占有优势，但最终在点球大战中惜败，屈居亚军。当我们为女足的遗憾而扼腕叹息时，也迎来了我们自己互道珍重的时刻。

一晃20多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们，如今正奋战在各行各业的不同岗位上。有人成了医生，有人成了教师，有人成了公务员，有人成了工程师；有人在武汉爆发新冠疫情时逆行驰援，有人在被美国打压的民族企业里坚守阵地，也有人在机关、学校和医院里默默奉献；有的人起早贪黑，有的人节假无休，也有的人常年四处奔波。大家都努力地工作着，努力地生活着。我们都知道，人人用心地守好自己的小家，中华民族的大家就有了稳定发展的基础；我们也都知道，中华民族正处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每个人都是车轮上的小部件，既见证了这个伟大时代，也是推动时代前进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