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长云,博士,现供职于上海大学历史学系。
记忆是一首青涩的歌
——祝贺信丰中学建校80周年
1998届 杨长云
我一直以为自己与信丰中学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可以讲述,当真的要动笔写的时候,忽然又不知道该从哪里写起。“信丰中学”四个字从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我身边的亲友反复说起。他们告诉我,我的伯父曾经当过老信丰中学的校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造反派迫害,回到农村。老信丰中学在哪里呢?就是父亲曾经工作的信丰化肥厂,与我家一墙之隔。从1941年信丰县立中正中学建校,到1978年信丰化肥厂在此建厂,中正大礼堂、老办公楼里的秘密、学校的钟声、日本人的轰炸、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撤退……这些故事经历了几十年,我现在想起来,感觉就像是昨天父亲才在我的耳朵边说起的。
“中正”的名字已经够我们认真消化了,我的母亲也跟我们讲述了她信丰中学的故事。只是母亲与信丰中学的故事更多的是新信丰中学的故事。多少个夜里,我们兄妹几个坐在母亲经营的小店里,咬着早上卖剩下的老油条,听着隔壁的七大姑八大姨来与母亲拉的家常,于是,父亲和面,母亲磨豆浆,炸油条,挑担到信丰中学卖早点的故事就无数次地被讲述。每一次讲述都有新的东西添进来,但又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似乎我们家与信丰中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这种联系对年幼的我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我被淹没在小学作业中,被时不时出现的“脑袋打针”“肚脐打针”的谣言惊吓着,还得承受“荒年”时父母亲连学费都掏不出来的担心。童年的不确定性变成生活的躁动,信丰中学日益成为与我无关的传说。直到“小升初”考试结束,平素考试全校第一的我,遭遇人生中的第一次“滑铁卢”,我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加在一起才149分,平均分不到75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到底遭遇了什么。但我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又气又恼,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近乎“刻薄地”对我父母说:要不是你家儿子参加县里的语文竞赛获得第十名的成绩,这样的小升初成绩哪里能考上信丰中学!
这是1992年的夏天。
1992年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足以改变我的命运,而我后来知道,这一年小平同志发表的“南巡讲话”则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这一年,信丰中学从我的故事里走进了我的生活里,从此开始了我在这所学校的七年求学时光。红土岭、红砖厂、一下雨就泥泞的足球场、踩在上面会吱嘎嘎响的木地板教学楼、养猪厂、破旧的教师宿舍、神秘的学生宿舍,这是在我的记忆里封藏得最深而又最快被唤醒的那部分。在那七年里,每个上学的日子,我横穿那条长长的斜坡,从红砖厂那扇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形的铁门跨进学校。每天早上,总是被红砖厂老板娘扭营生的热情吸引。
人的欲望总是悄无声息地增长着,但信丰中学紧张的学习镇压了其他一切杂念,变成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求。无论是主动地学习,还是被动地适应,我们日益被时代磨去棱角,但羽翼在知识的增进中渐渐丰满。如果说我今日飞得够高、够远,那这双飞翔的翅膀就是在信丰中学木板教室中发出来的琅琅读书声里、在教学楼前水泥操场上的嬉闹声里、在放学时夹杂着浓浓乡音的喧嚣声里长成的。当然,还有坐落在一片松树林中的图书馆,那些泛黄的学习资料,油墨味道浓重的最新杂志,传递同桌女生与我难以描述的情愫的世界名著,以及那位一瘸一拐的图书管理员,所有这一切既承载着我青春里知识的负重,又见证着我年华流逝里的不舍与无奈。记忆有时候变得模糊而破碎,直到耳畔传来火车的长鸣,划破了静谧的夜空。
这是1996年的秋天。
当火车的汽笛声从谷山山脚下传到信丰中学的校园里,我们这群马上要进入更加紧张学习的高二男生,早就按捺不住心中那份躁动。我不顾父母的叨叨絮絮,也把老师的谆谆教导抛诸脑后,忙不迭地寻了个周末,与我的两位同学溜出校园,带着篮球和傻瓜相机,摸到谷山脚下新铺的铁路线上。我们在铁轨上徘徊、拍照。望着没有尽头的铁路线,不禁豪言壮语起来,说我们不如沿着铁路线一直向北走,走到尽头的北京。那个时候,我的宿命就是把在信丰中学所学的知识变成高考卷上的分数,变成北京某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变成信丰中学高考光荣榜上的金色字体。而这些理想随着我人生中的第二次“滑铁卢”的到来而破灭。1998年的高考失利,提醒我青春是残酷的,残酷得很真实。
如果说我与信丰中学的故事是如梦般的“纠缠”,那这个故事注定要继续很久。它不只是1998-1999年复读的煎熬。1999年的夏天,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没有逃脱“滑铁卢”的魔咒,但信丰中学最终把我送进了大学。在我四年后大学毕业时,母校来招聘,校长很满意我的履历,望我回母校教书。不过,我选择了读研。但两年后,我的女友选择了信丰中学。也正因为如此,我与信丰中学的关系依然密切。
这是2005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
2005年夏末,我陪同女友在信丰中学报到,办公楼还是我在这里读书时的那幢楼;不同的是楼前的废水塘变成了荷塘,还建了游玩观赏休憩的小亭子。倚栏凭望,莲花绽放,荷叶田田,几只鸭子欢快地戏水,一隅可见学校欣欣向荣的气象。女朋友在信丰中学耕耘六载,其身份由学生变成信丰中学的老师,由女友变成我的妻子,而这一切皆由我的母校见证,何其幸也!我们曾经一起带着孩子回到我求学、她工作的这个地方。红砖厂早就关停了,红土岭变成了一块块烧制的红砖,砌成了信丰的高楼大厦,留下一处平坦的新运动场。原来一下雨就泥泞的田径场也铺上了塑胶跑道,足球场也不再是尘土飞扬的面貌,变成了少年们尽情驰骋、放飞自我的绿茵。我们曾经流连忘返的篮球场、排球场、乒乓球桌早就更新换代,教学楼越建越多、越建越高,科技馆拔地而起,图书馆、实验楼、食堂、学生宿舍也焕然一新。但走在绿树成荫的主干道上,听着莘莘学子的读书声,教室里不时传出来的老师们抑扬顿挫的讲课声,我尚能嗅到过去的书香味道,并在树叶缝隙中透射出的光影里,看到少年的我们。
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我妻子调离了信丰中学。与世间的聚散离合一样,我和信丰中学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只是,后来的新故事一点一点地被添进她的传说之中。我又像我的父辈们一样,添油加醋地给孩子们讲述中正大礼堂的故事,讲述日寇入侵、学校搬迁的故事;或者听老师饶有兴味而严肃地讲述“海细楼”“风徽楼”的来历:“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绸繆结风徽,烟煴吐芳讯。”年少已不复存在,先生们的耳提面命仿如昨日。惟有谨遵先生们的教诲,茁壮成长,方能成为母校温柔记忆中的一部分;记忆是一首青涩的歌,我要唱给您听。
值此母校建校80周年之际,我这个漂泊远方的学生祝母校生日快乐,愿母校蒸蒸日上。
草于2021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