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曾宏明，男，江西于都人。大学学历。教授，高级职业指导师，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服务中心主任。

那个年代里的二三事

1977届   曾宏明

有时候经历磨难，对人来说是一种财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这一代人“文革”“下乡”“下海”和“下岗”什么都赶上了，就是没有好好在学校学习。我是信丰中学77届高中毕业生，说是高中毕业，其实文化程度不如初中生，读的是“二·二制”的中学。1973年9月，我和113位同学一起进入信丰中学初一年级，分两个班，我是初一（2）班，我们班有57人，班主任是任桂荣老师，当初的条件比较简陋，都是收集零星散落的原信丰一中和信丰二中的图书和设备。初中两年后，根据个人表现，经学校推荐进入了高中，这时除嘉定镇生源外还有西牛、龙舌和正平几个较近公社的学生。分4个班，150多人，我在高一（3）班，班主任是蓝师桃老师。在那个“读书无用论”充斥人们头脑的时代，我们经历了许多特殊的事件，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教育改革把普通中学改成了职业高中。

前几年，我出席了全国性的高职教育就业论坛，一位年轻的专家高谈阔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新时代的产物，是发达国家职教的成功之作，是职教发展的方向……会后，我与他交流说“这些东西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泊来货’，我读中学时都经历了”。使这位专家感到很惊讶。中学时代的我们就无奈成了如今的职业高中的“全科生”，老师们也成了职业学校的“双师”型教师。

我们上中学感到最新鲜的是，开始了英语学习，好像当时学校只有黄朝侁一名英语老师，每个班只开了2节课，等学完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和英语字母歌，认识了26个字母后，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马振扶事件”，流行着“不学ABC，照样开拖拉机”“不学数理化，照样干四化”之类的顺口溜。事件致使中央下发了文件，提出教学要改革，教育要革命，学校只有按上级要求停开了英语。不久，黄朝侁老师也被派往农村蹲点，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了。

我一直喜欢物理，所以我后来学的是物理，教的也是物理。那时物理课老师是刘恒茂，他是解放初大学毕业的物理教师，理论功底比操作要强。但那个年代教的是“三机一泵”（电动机、发电机、柴汽油机和水泵），教材也都是这些内容，真是难为他了。当时，实行“开门办学”，经常到农机厂（站）、水电站、排灌站参观学习，让我们高兴得不得了。高中时，我和吕东刚等10多位同学有幸参加了刘老师主持的饲料粉碎机的“攻关小组”，原准备那年的7月1日向党的生日献礼，但终因技术条件的制约导致了失败。

数学课由班主任蓝师桃老师上，立体几何学的是机械专业的基础课“三视图和识图”，代数学的是华罗庚的“优选法”“运筹学”，还有梯田水平带的测量等等。最后高中毕业了，才学完“指数与对数”。

化学学的内容更广泛了，有化肥、农药的配制与使用，还有沼气池的建造。学校在陈雪菲和谢过房两位老师的辛勤工作下，1994年左右在学校运动场下侧，成功建造了一个沼气池，能照明，能烧水做饭，轰动了全县，县科委的同志也前来参观过：这可能是信丰县最早的沼气池吧。事过20年，“猪·沼·果”工程才开始在全县各地农村被人接受和应用，科技应用的推广真是难啊！

语文主要是讲毛主席的诗词和鲁迅的文章，也讲些应用文，与政治相比内容就单调多了。政治课主要是写大字报、批判稿、小字报、黑板报，根据形势一个接一个的投入运动，使得我们能接触一些断续的中国历史。批林批孔时，我们都不知道何处冒出了个“孔老二”来，于是老师就给我们大讲了一番春秋战国的历史。后来又开始了评论水浒，我们连《水浒传》这本书都没有看过，老师只得将《水浒传》给我们通篇讲一遍。后来杨定茂老师才给我们讲了一些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知识。

二、“学工、学农、学军”培养革命接班人

当时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学工、学农、学军”。因此，各种社会活动比现在的中学要多，要广。

由于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天天都盼望多安排一些。记得高中学习“三视图”时，安排了一周在县农机厂“学工”，我们小组有一名师傅带领，给师傅打下手，帮助收拾工具和放置产品等，感觉到工人师傅受人尊重，非常羡慕做工人的人，工人阶级真伟大。与“学工”相比，“学农”就要苦多了。高中阶段有一年在校办农场，每年有两次下乡支农，参加春播，“双抢”或秋收冬种等，被季节性安排到农村和农场劳动。记得有一年春播季节，我们班被派到40里外的龙舌公社月岭大队支农一周，一个班被分在三、四个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家中住，与贫下中农们天天早起晚归，午饭在田头吃，要连续劳动十多个小时，当时我们都才十四、五岁，真有点吃不消，好不容易才熬到了结束，返校的当天，在大队集中并会餐，大队干部为感谢我们，不知从哪里弄到五、六只乳狗加餐，每人一钵红烧狗肉，由于一周的辛苦，多数男生一扫而光，可能是这次的狗肉吃得最香的缘故，以后每次吃时我都觉得不如这回的香。

70年代中，学校在桃江公社七里大队的一个小山包上，创办了学校农场。农场有几十亩水田和旱地，有一个不大的院落，教室和宿舍都在里面，由于教室不够，我们还自己动手做土砖，在院子外另砌了两间教室，我班被安排在自己做的教室里上课，很有一些成就感。农场离县城有七八里，我们只能每周六回家，周日下午带上一周的干菜返校，有时也在学校食堂买教工的菜吃，但需交定量食油票和肉票，许多农村同学就吃不上了。在农场时实行的是“半工半读”，一边按当时的教材上课，一边要管理和收种几十亩的农作物，除种水稻、花生、豆类、烟叶和蔬菜外，还喂养了10来头猪和1口鱼塘，学校当时有1台手扶拖拉机，既是交通运输工具，又是耕种的农机，起先只有校团委书记黄绍裕老师会驾驶，他做了一段时间既当驾驶员又当团委书记的工作。

因为远离部队，“学军”安排不多，只请了农场附近的七里大队民兵营长，给我们教了几天“三八”式步枪和手榴弹的结构和使用，练习了列队和动作姿势就完了。

三、毛主席逝世与欢庆粉碎“四人帮”

继开国元勋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去世后，1976年9月9日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那天下午，我们刚从农场外的山坡上劳动回来，听到了远处阵阵的哀乐传来，一听不好了，马上到广播室打开广播，才知道是他老人家去世了。当时同学们一边听广播，一边猜想是由谁来接班，国家会不会复辟，我们会不会吃“二遍苦”。许多女同学都哭出了声音，大街上也看不到人们的笑容了，同学都戴上了黑沙，一起做花圈，写决心书。还到县革委会设立的灵堂依次排队进入，向毛主席遗像鞠躬致哀。县里在水东礼堂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参加了。当天的天气很热，人又多，加上多日的悲伤，追悼会快结束时，我昏倒了，被人送到了较阴凉的室内。不一会儿好些了，我又坚持返回会场，这都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他老人家真实的感情表达。

学校当时也不例外，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今天说这，明天说那。在毛主席逝世的一个多月后，突然传来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大快人心，人们欢庆“十月的胜利”，全县在学校的田径运动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工农兵学商的代表都发了言，那场面是党的“九大”闭幕之后，最大的一次欢庆场面，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各条战线纷纷上街游行，人们感到了一种久违的轻松，开始憧憬美好的未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毕业后是否还要上山下乡？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坚持“两个凡是”，“按既定方针办”，要求知识青年还要坚定不移地上山下乡，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政策上没有丝毫地松动。针对这个情况，县委常委、县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和县知青办主任亲自到学校做动员报告，记得县知青办主任说：“毛主席讲的话，你们闭着眼睛去做都没有错”。就这样，我只有15岁，也表了决心，交了申请，到知青点下乡去了。

下乡不久，小道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了，心又慌了起来，原先打算早下乡，早返城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到了1977年底，我们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恢复高考的首次考试，由于没有学到多少真东西，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当年考上大学的，都是“老三届”们。后来在农村一边偷偷复习，一边回家请教老师。第二年，我们班的吕东刚、刘年平考上了江西冶金学院，黄海林、钟强生、叶龙波和我考上了中专，在那个时候已经很幸运了，还算我们班考上的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