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赖竞林，1992—1998年任信丰中学校长, 其间兼任党支部书记。

校园往事总萦怀

1966届  赖竞林

（一）、我所知道的《风雨残迹》

1963年下半年，我考入信丰中学读高中，由于偏爱文史，对这类的学长及老师犹为关注。中国人民大学一向被认为是“文史类的清华”。1964年安西人陈贻正考入人民大学，一洗前一年（1963年）信丰中学文史类吃“鸭蛋”之耻，成了信中后学标杆式人物。

在语文老师中，卢盛紃老师是语文教研组长，在学生中声誉极隆。他讲课幽黙风趣，古文功底深厚，教学经验丰富，听说在解放前还出版过一部小说《风雨残迹》。

我有读书的爱好，因而成了学校科学馆（图书馆）的常客。信中科学馆在校园南隅，四周树木成荫，僻静幽雅。管理员潘淑云老师，是李玉山老师的夫人，慈眉善目，温润如玉，敬业勤勉，待人真诚。为方便借书、看书，我对潘老师恭敬有加，甚至还帮忙做点事。潘老师很快就认识并熟悉了我这个爱看书的学生。

科学馆一楼是阅览室和借书室，二楼西边堆放着过期的杂志画报，东边书架上是库存的不外借的旧藏书，说它旧，大概是解放前和五十年代购入的书。这些书，教职工都很少去翻阅，学生更是不允许上二楼。

大约在1965年秋，北京《文艺报》正在批判前苏联的一部小说以及由它改编的同名电影《第二十八个》。我也想凑热闹，参与这场文字缠斗，便向潘老师提出，看二楼藏书室能否找到这部小说，以便写批判文章投稿。潘老师开初断言拒绝，说学生不能上二楼找书，但还是架不住我的软磨硬缠，同意我上二楼去找。结果呢，令人喜出望外，竟然在二楼故纸堆里真找到了这本小说。

这部小说，写的是苏联初期战争年代，一位女红军战士押送一个俘虏（白俄军官）去后方的故事。押送途中，遭遇洪水，两人陷在一个杳无人烟的荒岛上。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敌对关系搁在了一边，人性一面彰显出来，甚至产生了肌肤之欢。后来白俄军官试图逃跑时，女战士毅然举起了枪。这位俘虏成了她的“第二十八个”枪下之鬼。

批判文章自然没能写成，区区一个阅历浅薄的中学生能写出有份量、见报端的文章？但这件事本身却给了我一个启发：科学馆的旧藏书，也许是一座迄今无人知晓的富矿。

大约一个月后，我仍在潘老师准许下到二楼看书。这一次又有新收获，赫然发现了卢盛紃老师在解放前出版的小说《风雨残迹》。

在我的印象里，这应该是一部介于中、长篇小说之间的出版物，纸质焦黄，印刷质量不高，字很小，因而书不很厚。封面图案是一条蜿蜓而下的小河，河边一棵婆娑杨柳，树下栓一条小船，一对青年男女在树边正呢喃细语，或作不舍告别。著者卢川，这与我们听说的卢老师的笔名相符。“风雨残迹”四个字在封面右上，由上海光明出版社（或大光明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花了几个课余时间断断续续浏览了全书，这种老式的文字竖排版本阅读起来有点吃力，很不习惯。距今几十年了，小说的故事细节和人物形象都回忆不起来了，大致印象是，《风雨残迹》叙述的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后方学校的一些青年教师、知识分子工作、恋爱的故事。

事后，我把这一惊人发现偷偷告诉了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刘定秀同学。卢老师很看好刘定秀，正积极诱导他报考第二类（文史类），还给刘定秀开小灶，借一些资料给他看，其中就有北大王力教授的《古汉语》。拿现在的话来说，刘定秀是与卢老师走得比较近的人。当年，团支书报考第二类有天然优势。

我告诉刘定秀，一定要把这一信息告诉卢老师。要让他知道，学校科学馆藏有他解放前出版的小说《风雨残迹》。我甚至洋洋自得认为，我是第一个发现并阅读了这部小说的学生。

几天后，刘定秀告诉我，卢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当时的信丰中学曾经购进了这部小说，而在他经常出入的科学馆里，自己的旧作就在身边而茫然不知。

以后的事我便不得而知了。也许卢老师会不动声色地从科学馆抽走这本书，以留作纪念；或者在第二年（1966年）文革初期，这部书和其他堆在科学馆门口小山似的旧藏书一样，当作“四旧”，被一把火化为青烟。

应该说，这件事保密得很好，知道的人极少。在文革中，卢老师被错误地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时，没有一张大字报提及到《风雨残迹》。

二、信丰中学两“先生”

“先生”之称谓，字面上的意思表示：出生比自己早，年龄比自己大的，以此外延为对有一定地位、学识、资格的人可以称先生。古汉语“先生”一词是对有学问者的尊称，并非所有人都可以称先生。

不过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对“先生”这个称呼是针对不同对象的。《论语·为政》：“有酒食，先生馔。”注解说：“先生，父兄也。”意思是有酒肴，先孝敬父兄。《孟子》：“先生何为出此言也。”这一先生是指长辈而有学问的人。

民国时期，对先生的称谓更为宽泛，类似于现今见人皆称“老板”。同时，也用于称呼有较高学识与地位的女性，例如称呼女性:张爱玲先生、宋庆龄先生、林徽因先生。在现代汉语语境下，“先生”一词引申为对人的一种尊称。学校，是受人尊敬而有知识的地方，但凡学校教职员工，多称为先生。这一习惯一直沿袭。

1963年我进信丰中学读书时，大家对师长的称呼可分为几类：有职务的按职务喊，如周校长、钟主任、李会计等；普通教师都称老师，如张老师、黄老师等；工友都称师傅。然而，凡事皆有特例，唯独有两位职员，并非专职教师而被称为“先生”，他们是食堂管理员吴传昌，人称“吴先生”；财产保管员卢松，人称“卢先生”。老师、学生都这么叫，我也跟着叫。

吴先生

吴传昌先生是城里人，住在前街街口上，1924年9月生，1938年采芹小学高小毕业，1949年8月，信丰刚解放，他即进入信丰中学任事务员，属建国前参加工作。吴先生个子不高，待人和气，那时高小毕业算是文化人了，因而谈吐不俗，偶有笑料抖出，在教职工中属乐天派。他的一个爱好是喝酒，每逢有下酒菜，喜欢独酌或约几个好友咪几口。

吴先生作为信丰中学食堂管理员，统管全校一千多人的用膳。食堂分教工食堂和学生食堂。教工食堂每餐都有好几个菜供选择，荤素搭配，丰歉自选，价格各异。学生食堂则是八个人一桌，每餐一桌一大盆菜，荤腥鲜见。

食堂管理员的职责就是掌管师生粮油指标账目、食堂成本核算以及编排学生席位。这一工作注定是挨骂的主。伙食太差是永恒的话题，校方解释说每生每月菜金才5元，巧妇难为无“怨”之炊。可学生说资金使用有漏洞，不会调剂，不关心学生。

吴先生自然没少挨骂。文革时期，学生们把伙食不好的恶气一古脑发泄到食堂管理员身上，标语、大字报一齐上。吴先生被弄得灰头土脸，百口莫辩。文革后，吴先生重返信丰中学，退休后赋闲在家，于2003年3月病逝。

吴先生家在过去属于殷实家庭，有一栋不错的住宅，家庭成员也受到良好教育。其弟吴传志，地下共青团员，在南昌中正大学读书时，思想进步，参加学潮被遣送回籍，解放初参与接受“安西投诚”事宜并代表新生政权接管信丰中学，后长期任赣州地区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前几年逝世，得年93岁。

其妹吴传英，1952年信丰中学初中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与部队干部结婚，生子罗阳。吴先生是罗阳的亲舅舅。1961年出生的罗阳是位英雄人物，他北航毕业，进入中航沈阳飞机制造厂，是歼15舰载机工程总指挥、沈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2年11月25日在“辽宁舰”执行现场指挥任务时，突发急性心肌梗死，因公殉职，被授为“航空工业英模”光荣称号。

卢先生

卢松先生，1921年10月生，广东潮安县人，高小文化。1940年5月日寇入侵潮安，家乡沦陷，卢先生逃难至江西，1945年8月起在信丰中学当工友，后任财产管理员直至退休。他是对信丰中学历史知根知底的为数不多的老人之一。

卢先生的特点是热心、细致、勤恳、踏实、不怕麻烦，这正是一个合格财产保管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工字形学生宿舍前面的那排平房，是信丰中学财产保管室，也是卢先生的工作岗位，保管的所有物件如畚箕、锄头、禾锹、水桶、尿桶、扁担等，小至铁钉、铰链、绳索，都分门别类摆放得井然有序，真象军营里战士的装备。

保管室有严格的物品领用、归还制度。签字领物，用后如数归还，坏一件可以，少一件可不行，卢先生有足够的耐心和你磨。学生劳动归还的畚箕、锄头、尿桶等物，他会认真清洗干净，归类摆放。学校的建筑材料如水泥、木材、火砖等也由他验收保管，这是件很恼心的活，即便是假日也要随叫随到。信丰中学1968年底停办后，卢先生转入县革委会清财小组当保管员，后又转入“五七”农场保管员。“保管”二字，与他终身相伴。

在学生时代，我有幸与信丰中学两位先生熟识。1992年10月，我到母校任职时，两位先生已退休，见面时仍按老习惯尊称“先生”。1994年春节前四天，卢先生寄口信要我晚上去一趟他家。我当时内心一惊。卢先生长年患肺气肿，身体一直不太好，正在住院，因春节将至，临时出院回家。我担心的是卢先生病情恶化。

在卢先生家里，他半靠着床头，喘着粗气，和我说的是他的后事。卢先生和老伴陈美英并无子嗣，领养的一女一男，一个出嫁，一个在广东工作。他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希望学校能操办身后事，说到伤心处竟泪流满面，他特别提到出殡时怕没有人抬。我安慰他说：“你在信丰中学几十年如一日，论功劳苦劳，不亚于传道授业的老师，仅管说这事为时尚早，但我可以保证，所有的事都能办得圆满周全，目前主要还是安心治病，别想太多。”

三个月后，卢先生驾鹤西去。学校也以隆重的礼仪，送别了这位自1945年起就一直在信丰中学工作的老职工。

三、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   

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屈指数来，我在信丰中学高中毕业已半个多世纪，自已从学校退休也已多年。一辈子受人教育又施教于人，接触的人众多，难以忘却的，还是我的高中数学老师——张芝琪、黄光乾两位先生。

选择无奈的张芝琪老师

张老师是嘉定镇水东人，衣著朴素，和蔼近人，他教高一年级《立体几何》课。数学这门学科逻辑性强，需要用简洁语言表达，张老师讲课有板有眼，条理清晰，不重复，无废话，语言的节约程度近乎苛刻。象“三垂线定理”这样的定理推导有一定的难度，但老师娓娓道来，自然明了，一气呵成，象手剥春笋，层层递进，最后让人豁然开朗。

《立体几何》画图特别讲究，要有立体感，层次感，以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张老师的绝活是在黑板上徒手画几何图形，他上课带一把用旧的自制直尺，无其他教具，徒手画出的圆弧几近圆规作图，令全班同学叹服，至今留有口碑。我当老师后，也练过一段时间的徒手作图，虽也自我感觉尚可，但与当年张老师相比，总差几分成色。

张老师身材较高，是教工体育活动的积极分子。信中教工排球队，在李玉山老师的带领下，是支有实力的队伍。县城机关需组联队才能与之抗衡。张老师是教工排球队的主力之一，按现今的术语，属副攻手角色，一旦接到队友的妙传，冷不防跳起将球扣下，落地有声，博得场外观众一片喝彩。

就是这样一位教学认真、做人低调的老师，在“文革”那些风萧水寒的日子里，不幸辞世，年仅47岁。他无法抗拒天意，只能走向无奈，因这样那样的原因，倒在历史的半途。前些年，因收集校史馆的资料，造访到张老师家中。师母是位慈祥善良的老人，不愿多谈痛苦的往事。她说，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不少学生看望过她，她似乎更愿意回忆那些人性中的温暖。家人翻箱倒柜，也未能找到一帧张老师生前的照片，只找到一本老师教学使用过的小册子《数学方法趣引》。如今，这本小册子存放在信丰中学校史馆陈列柜中，从它身上，仍能折射出老师热爱教师事业、潜心钻研教学方法的不倦身影。

才华横溢的黄光乾老师

黄老师是大桥人，1949年信丰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南昌大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转入湖南师院数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湖南省教育厅、赣州高中（赣三中前身）工作，于1959年调入信丰中学任教。

1964年下半年，黄老师开始上我们高二《代数》课。代数不象几何，可借助图形直观引导，其逻辑思维多于形象思维。象“排列组合”这类内容极其抽象，难度也大，教师教学、学生听课都颇费脑子。黄老师讲课有个特点，内容多，语速快，抓住要点，快速解决，给学生回味的时间不多。所以有人评价他，适合给基础好的学生上课，这话有一定道理。老师善于用眼神和动作与学生交流，上课时，他眼珠子滴溜溜转，让人感到他的才智和敏捷，又暗示学生要多动脑筋。对学生的提问和求解的难题，他不象有的老师善诱善导，而是另一种风格，快刀斩麻，迅速解答，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显得胸有机杼，充满自信。

黄老师聪明过人，多才多艺。他的象棋水平在当时的信中堪称一流，常见他与物理组的刘光祖老师推枰手谈，互不相让。记得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家，路过教工宿舍，恰见黄老师在走廊内拉手风琴，琴声悠扬，气韵充沛，很有些专业水平。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作为知青下乡在古陂公社李田大队，黄老师作为下放干部也在李田大队。我结婚时，老师闻讯赶来道贺。在那个年代，老师有机会参加自已学生的婚礼，是极罕见的，这也是我终身难忘的一件事。

“文革”后期，黄老师在古陂中学任教，他给我们讲过一件事，印象极深。他说，他教的一位在古陂中学读高中的女生，毕业后见面，恭称其为“黄老”，后在公社当妇女干部，则称“黄老师”，数年后“三结合”任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竟直呼其“老黄”。老师叹道：“现在世风日下，纲常无序了。”某位学生职务的升迁，实在犯不着以改变老师称谓来显示。这也许是黄老师一生执教的一个插曲，世态炎凉，象这样有辱师门的人，确属少见。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的碎片已尘封成暗黄色。两位先生都是平凡的老师，却以终身从教培育人才为指归，为我们后人作出了榜样和模范。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读懂什么是高尚精神和不舍信念。“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活水源头来，”老师的教诲，象高山流水，滋润我们的人生。师恩难忘，谨以此陋文，追思已经作古的两位数学老师。

岁月匆匆，一晃几十年过去，历史如镜，岁月淘沙，校园往事，最令人难于忘却。如今，母校物非人亦非，在幻影般除旧布新的记忆里，有我们对校园生活毫无功利之心的无尚敬重，就像小时候被弹到找不见影的弹珠，又像被一根布条抽打飞旋而起的陀螺，时时回望着起步的地方。

2021年5月于信丰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