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邱云山，男，江西信丰人。曾任县公产清查工作队队员、土改工作队队长、小河小学校长，长期担任信丰中学总务主任。】

每当我看到今天的中学生穿着整齐的校服骑着自行车上学的情景，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在六十多年前求学的悲惨遭遇。

我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只读过三年半私塾，母亲是个文盲。家父虽然文化不高，但凭着他的聪明好学，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居然成了当地一位有名的中医医生，一家人的生活也开始有了改善。父亲深感文化低是很难精通中医的，于是决定送我上学，将来能子承父业。

记得我八岁才入私塾读书，课堂设在一家私人厕所的楼上，课桌凳一律自带。第一次报名，先拜孔子，后拜先生。开始读《三字经》、《百家姓》，不久就读到《千家诗》、《增广贤文》。先生用红笔点读一句，我们跟着念一句，数遍之后各人自读，人声鼎沸，声浪动空。至于什么意思，谁也不懂，又不敢问先生，只觉得好玩而已。

第二年，家父觉得这里条件太差，就把我送到离家更远的车弯（村庄名）读书。但是，那里的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课堂设在一间禾寮里，从于都请来一位姓谢的老先生讲课；学生二十多人，但各人的课本大都不同，程度各异。有的读“四书”“五经”，有的读《幼学》《孝经》，还有的读《古文观止》甚或唐诗宋词之类的；全按各人的需要来选择读本，而先生则分别讲授不同的内容，我除了读文化课本外，还要读药书《珍珠囊》《药性赋》等。一天下来，先生声音嘶哑，面容憔悴。我很同情先生，自然就更听话，叫我读书便读书，叫我写字便写字。一年下来，也学到了不少知识，能认到两三千字。由于成绩突出，家父便把我送到50华里外的县城第一中心小学（即今县一小）上学，越级读四年级，读了两年，1939年夏我就小学毕业了。

那时正值日寇侵华的战乱时期，国民党政府异常腐败，根本不重视教育，加上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读书人很少。全县正规的新式小学每区只有一所，全县屈指可数，要想读初中就得远走别县。在以后求学的日子里，我读的书越来越深，离家越来越远，开始了一个千里求学的艰难的历程。人的历史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明天连缀起来的，人人都相信明天会更好，我就是在对明天的希冀中，走上千里求学的道路。然而，在无数个充满幻想的日子里，等来的却是无数个令人伤心落泪的明天。

1940年我决定报考省赣中，可当时这个学校已迁往赣县王母渡，我只有独自一人走路去王母渡考试。考生有一千多人，却只招两个初中班。也许未能发挥原有水平，结果我落榜了，这给我不小的打击。我心情沮丧，连夜赶回了家。家父要我去信丰中正学校（当时还没初中）补习，然后再考。这所学校设在朱家祠堂，设备非常简陋。只见在苍黄的天底下一栋破旧的房屋，我不禁悲凉起来，这是我读书的地方么？但父命难违，我坚持在那里补习了半年，便邀了几个同学报考省立大余中学，很快就被录取了。从我的家乡正平到大余县城，交通闭塞，没有汽车通行，走小路也有140华里，又要经过油山铜锣弯，翻越险峻的竹篙顶，穿行幽深的杨柳坑，而且时有野猪虎狼出没，令人提心吊胆，想而生畏。但有什么办法呢？我要读书呀，不去大余，就要失学！

我在大余读了三年初中，真是苦不堪言。学习的紧张，生活的艰辛倒在其次，主要是遥远艰难的路途使我吃尽了苦头。每次放假回家，或中途拿钱，往返280华里，其间遇到过多少次狂风暴雨，经受了几回刺骨寒风，穿破了几双草鞋，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每次往返，都要天不亮起床，直走到晚上七八点钟。或凄风苦雨，或烈日曝晒；羊肠小道，苔深路滑。有好几次我都哭了。我第一次读懂了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诗句。

毕业即失学，天海茫茫，哪里是我读书的地方呢？为了保险，我同时报考了大余中学高中和省赣中高中，结果都被录取了。最后我选择省赣中，不仅因为她是当时赣南的最高学府，主要是我以为那里的学习条件更好。殊不知，在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哪里也没有我安心读书的地方。

为防日寇飞机轰炸，省赣中迁到赣县梅林镇。我约几个同学走路到了学校。到那一看，比省立大余中学差远了，几间民房做了临时教室，生活又极不安定。天上不时掠过日寇飞机，远处传来炸弹的爆炸声，我担心炸弹随时都可能落到教室里来。真正是偌大的一个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看到不少同学陆续地离开，在夜深入静之际，我躺在床上流泪，或望着漆黑的天空黯然伤神。在这种慌恐不安中，我坚持读完了一个学期。日寇不久就侵扰了赣南，等我暑假过后再回到梅林镇，学校早已人去楼空。我不敢久留，抄小路偷偷回到家里，蒙住头大哭了一场。无可奈何，我只好跟着母亲下田劳动，企图用繁重的体力劳动来排除内心的忧愤，用汗水消融心中的悲痛。就在我绝望之时，突然传来了特大喜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记得当时我正在田里拔鱼草，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来不及洗脚，一口气跑到屋后的山上，向着远方，向着天空高呼：“我们胜利了！我有书读了！”

我胡乱地吃过中饭，便立即启程到大阿约同学刘蔚章去省赣中。第二天，我俩捆好简单的行李，就兴致勃勃地出发了。走到赣州一打听，学校还在宁都未迁回，我俩又马不停蹄地向宁都进发。走了两天才到达宁都，就看见街上刚贴了告示：“学校将立即迁回赣州原址……”我俩都惊呆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两腿发软，喉咙冒烟。我们又饥又渴，在饭铺里吃饱了饭，喝足了水，又准备打道回赣州，可是看见用黄麻编织的草鞋快要穿破了，就翻转草鞋，沾上了厚厚的泥浆再穿上。走到赣州已是万家灯火。我们脱下草鞋，扔进赣江，两足全是血泡，用冷水洗净双脚，穿上布鞋，进了一家旅舍，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红日临窗。

在赣州住了几天，大部分同学陆续返校，不久学校开了学。在省赣中读书几年，也吃尽了苦头。学校住宿不下，我和刘蔚章在校外租了一间小房，天不亮就要起床。到了严冬，手脚全冻得红肿溃烂，疼痛难受。但我始终忍受着，一点也不懈怠，我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懂得了“磨难是金”的道理，它增添了我求学成材的勇气，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终于在1947年底高中毕业了。

当时国家只有像南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有大学，因1948年春季不招生，我约好大阿的邱承先暑假去上海报考。上海千里迢迢，人生地不熟，要读大学谈何容易。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有一个老乡叫邱树德的在上海铁路局当工程师。去信联系后，邱工程师答应解决报考时的住宿问题。这时恰好正平潭口张忠同学家有两车烟叶要运往上海销售，我俩可以充当押运员免费坐车。这真是天遂人愿，谁知“福兮祸所伏”，换来的却是心灵的创伤。

我们坐的是“木炭老爷车”。公路坑坑洼洼，坡陡路弯，一路颠簸摇晃，直摇得人天旋地转。每到坡陡地方，老爷车上不去，我们的任务是下车拿着三角木墩塞住后轮胎，每塞一次，汽车才上几尺，这样一路塞去，直到车上了坡顶。此时正是火热暑天，骄阳似火，累得我大汗淋漓，直喘粗气。有时炭火将熄，司机又叫我们鼓风加炭，忍气吞声，一点不敢怠慢。这样走走停停，一天难走200华里，何时才能到达2000多里外的上海？我俩后悔不迭。吃苦受累倒还罢了，更让人难受的是过关检查。每过一座县城都要检查过税，看到一根横木挡住去路，货主就要跑下车笑嘻嘻地送上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银元，税关检查人员收下之后，再到税局开票；开票时又要打点礼物，再验票放行。信丰、南康、赣州、于都、宁都……一关比一关风险，一次比一次难堪。人生地不熟，求情无门。稍有不慎，关检人员就勒令把车上烟叶一捆一捆搬下车开包检查；你要辩理，就将车货一同扣留，又得送上重金，点头哈腰，请求原谅。贪官们这时笑眯眯地咧着嘴慢悠悠地吐着烟圈：“好说好说，包在兄弟身上。”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记得过宁都城时，税检员推三阻四，百般刁难，滞留了三四天，只好请客送礼，哀求过关。我们一路上担惊受怕，最怕的是耽误考期，急得火烧火燎，又无计可施。日受炎热炙烤，头昏眼花；夜被蚊虫叮咬，彻夜难眠：尝遍咸酸苦辣。煎熬了七八天，仿佛度过了七八年。好不容易熬到鹰潭，我们才换乘火车，直抵上海。

上海的大专院校很多，但离我们的住处很远，各校招考日期又不相同。我报告了大夏大学（即今华东师大）；为了保险，又报考了同济、复旦、交大，连考数天早已精疲力倦。记得参加复旦考试的第二天，我就病倒了，险此送了了性命。我患的是急性肠炎，腹痛呕吐。我忍着巨大的痛苦来到医院，挂了号，就躺在走廊的长凳上，举目无亲，无人过问。直到下午打电话给邱工程师，由他出面找到医院一位江西老乡担保，才住进医院。出院后，我得知已被大夏大学录取，赶紧打电报要家里汇款。由于办理入学手续迟了，学校住宿已满，我只好住进了一间收留难民的房里。这里无电无水，白天在校吃饭，晚上点蜡烛照明，每天用几个大茶盅在食堂装好冷水带回住处，作为第二天洗脸之用。我们每周逢一、三、五选听课程，二、四、六自修。老师平时根本不管学生，听不听课任由各人自由，但考试极严，一科不及格就要留级，因此大家都很自觉学习。全校五六千人，伙食极差，吃的是变质的米饭，学校当局还假惺惺地安慰：“现在是动乱时期，大家就忍着一点吧，有饭吃就不错了。”同学们非常气愤，因此校内常闹学潮，民主墙上贴满了标语：“打倒贪官污吏！”在这种环境读书，谁还能安心呢？这难道就是我费了千辛万苦梦寐以求的大学吗？

不久，人民解放军很快结束了三大战役，挥师南下，直逼南京、上海。这时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上海反动当局发出紧急疏散令，勒令非上海市民一律离开上海，各校被迫停课放假。反动军阀、官僚、富豪劣绅一个个如丧家之犬，带着太太小姐仓皇出逃。有一天，我在街上徘徊，只见一辆辆大车小车急驰而去，扬起一股股漫天的沙尘。在这座高楼林立的大都市里，已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好恨！恨这个时代，恨这个社会。透过迷蒙的烟尘，我凝望着南方，山长水阔，家在何方？一股悲酸涌上心头，这真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了。我本想留下来迎接解放军进城；但在凶狠的军警驱赶下，我被迫离开上海。我的大学梦就这样结束了。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很快参加了革命工作，先是在宣传队，后当上了人民教师，1956年调任信丰中学总务主任，直至1988年当我62岁时才光荣退休。现在我与老伴在家欢度幸福的晚年。

如今党和政府极端重视教育，制定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全国大、中、小学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一栋栋漂亮壮观的教学大楼拔地而起，各种现代化教学设施日臻完善。学校环境优美，正是读书成材的好地方。想过去看今天，我有万语千言，心里常常抑制不住想大喊：“努力吧，年青人！你们赶上了一个多么幸福的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