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校园印象

87届校友  朱伟斌

 

【作者简介】朱伟斌，男，江西信丰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先后在广东、温州、北京等地多家设计公司当任设计师、首席设计师职务。现为浙江财经学院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主任，同时担任清华大学杭州校友会理事成员，北京、杭州多家设计公司艺术顾问等社会职务。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油山出发，走过一个长长的山坡（长安坡），经过了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大阿站之后一路几乎平坦，汽车很快就到了信丰县城。花了八角钱车票，带着满身的尘土和残留着的汽油香，我走进了朝思暮想的信丰中学，三年的高中生活便开始了。

一、方井

“自食其力”的生活是从吃饭这件事开始的。住校生到学校都是自己带米，餐前自行把米在饭盆里淘洗干净，放到食堂的大木格子上。然后被值日生抬进厨房，蒸熟变成饭后再被抬出放到食堂大厅，供学生们各自认领。寻找自己的饭盒不是件容易的事，在热腾腾的气雾中满眼尽是白白的一片，除非你事前在白米中放些红豆、绿豆作记号，否则你一眼能分辨的就只有方的铝皮盒，圆的陶钵，还有带蓝色边的搪瓷盆的区别。我牢牢记住我的饭盆特征：一个带把手的直筒型搪瓷盆，很浅的绿。那是爸爸和我们一起在城里百货商店买的，我和妹妹一人一个，她和我一样上了这所县城的中学，初一而已。

吃饭钟还未敲响，一大群学生早早聚集在食堂，团团围在厨房门口，不时还垫起脚尖伸长脖子朝里望。终于听到厨房铁门栓响动，只见两名值日生一前一后抬出大木架，迅速地走出门来。人群顿时一阵阵骚动，簇拥着大木架到了食堂大厅，争相认领自己的饭盆。每个人都被他人推搡着，身体因站立不稳止不住摇摆，目光中显示出的却是毫不犹豫的坚定，生怕错过看到自己饭盆的机会。“是，那是我的！”当那很浅的绿突然出现在眼前时，我心中一激动，兴奋地扑上去，手中虽然滚烫，但心里不再忐忑，仿佛放下千斤重担似的轻松。

我心里的忐忑是有根据的，因为每日每餐都有丢饭的事。当满含期待的眼光搜遍所有的大木架，目光终于落空，确认饭盒不再回来时，仿佛是得知放飞的鸽子离你远去一般，提起的心猛地沉落，之后空空的大脑和胃一起失重。开学不久后的一天中午，妹妹沮丧着脸找到我，告诉我饭盒丢了，我把我那个给了她。不久，又丢了。再不久，妹妹转了学，到了离家近的一所中学。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带把手的直筒型搪瓷盆，很浅的绿就这样成了我永远的记忆。

“自食其力”的生活还包括洗衣服。宿舍生活除了吃饭就是洗洗刷刷，刷牙洗脸，洗澡洗衣，所有的都与澡堂边的这口井有关。那是一口方井，面积有近两个乒乓球桌那么大。没有高高的井沿，看起来更象个大水池。因为用水人多，方井几乎每天见底，井不深，一人多高，井壁用大块石头砌成，石缝间能看见细细的水往外渗流。井底是平坦的沙地，渗水就在沙地中汇集。人们直接站在井岸边取水，很是方便。井周围是水泥地面，井一旁还有一口池塘，在我的印象中面积挺大的。不记得池塘里是否有花儿什么的，只记得有人取了水直接在水泥地上洗衣，完了就把污水倒到池塘里去。

早晨起床，提着铁桶赶到井那儿。人们早已聚集起来，找缝隙穿过人群到了井边，便把绳子在提手上栓紧了，抓住绳那头，桶口朝下地把桶丢落到井里去，只听见“噗”的一声，铁桶啃在水面上，之后桶体摆了摆，慢悠悠的沉下去，这时绳子被猛地拉紧，“哗哗——哗——哗”，桶欢快地钻出了水面，一扯一扯地摇摆着上来。也有桶碰着桶的，发出“咣咣”的声响，大家也不计较，随了它去。有大个子学生不用绳的，径自在井沿俯下身体，把桶往池子里一摆，腰一猫一直，水就上来了，利索得很。

当然能够这么痛快取水的时候是不多的，方井多是见底，这时候取水非得两人合作：一人向下爬到井底，接过递来的空桶，用茶缸把水坑的水舀到桶里，满了后被同伴接上井岸，换另一桶继续舀。同学们在慢慢舀水的时候，索性闲下心聊开了，哪个教室在几楼，谁个睡觉打呼噜，哪家的方言不好懂，甚至还有人学说起来，逗得旁人哈哈大笑。

井水常枯，但它带来的是却热闹与欢乐。

节假日来临，同学多数回家去，我们少数离家较远的留守校园，倒无需再经受缺水之苦。只是秋夜，独自到这井边，微风拂过，树影婆娑，脑海里不知怎么就响起悠悠的歌曲，是时下流行的朱明瑛一曲《莫愁啊莫愁》：

“莫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笑，碧水也温柔，莫愁已去过千年，江山秀美人风流，啊莫愁啊莫愁，劝君莫忧愁！”

树枝、月、池塘应和这曲调，心生哀愁，凄冷丛生。那年我14岁，总爱在井边想家。

二、路灯

对于读书人来说，教室就是赛场。不等早读课铃声响，比赛就开始了。语文朗读一嗓高过一嗓，英语背诵一句胜过一句。英语开篇第一课“Karl Marx was born in Germany, and German was his native language. When he was still … ”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轰响。直到今天无论在哪里只要看到“Germany”这个词，我脑里会条件反射地蹦出“Karl Marx was born”来。当时资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参考书，学习全凭手抄和脑子记。有同学不知哪弄来“教参”，可不敢拿到桌面上大大方方翻阅的，总得等教室人少了才从屉里捧出，低着头细细地看，生怕别人把知识偷了去。印象最深的是化学作业本，先抄题再作解答，当时班上流行一种细小的“平直体”，横划水平竖划垂直，为了保持字行平直，还要在下面放把直尺抵着写，一行写完，把尺拿开，下面刀削般地平齐！同学们暗中在比，比谁写得好，比谁作业本上的红勾多。

班上同学都是乡里“尖子生”上来的，谁不想在人群中胜出？早读课我最卖力的是语文，一遍又一遍地朗读着“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梅雨潭的绿呀”……这可以显示我普通话读音标准。当听到英语单词有人发音不准时，我会故意重复念这个单词，仿佛在告诉别人：我是对的，我得分了。“平直体”是绝不能输给他人的！如绣花般，我恨不得把字弄得跟印刷出来的一样工整，只是为了化学老师在课堂上念一下自己的名字以示赞赏。“天道酬勤”“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万事成蹉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能见到的励志警句都被我抄写在笔记本上，就差动刀在课桌上刻上个“早”什么的了。我以为像我这样的学生定是班上出色的。

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我想象。我渐渐地发现，语文课堂提问，老师点到的总是舒涛、叶光中那么几个人，英语科纵使我怎么努力分数始终也赶不上张超同学，化学老师在课堂上表扬的永远是张富生，另外还有刘鸿富、黄精美几个。有一次数学竞赛100分试卷我才考了9分——太难啦，大多数的题连题目我都没看懂！然而就是这样的题，他们几个竟然考了60多分。天啊，他们是神！

他们总是那么不急不缓，他们永远出现在教室的座位上，时而捧着书看，时而写着什么，连动作姿势都不会有太大变化，我就没见过他们有懈怠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曾鼓励我：“只要你努力，成绩就上去了”。我要努力，但我更希望看到他们在教室打盹，在教室闲聊，最好就不要在教室——他们下来我就上去了。

作为住校生，晚自习是校园生活最生动的内容。白天大家学习紧张，晚上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不管同乡不同乡，同班不同班，同学都可以串串门。不远处的桃江电影院传出音乐，召唤着大家去欢乐聚会。我希望这音乐声把“他们”唤了去，这样可以为我赢得时间。校园有时停电，毫无征兆地世界顿时黑了下来，随之听到整个校园轰叫起来，口哨声、叫喊声，时而还伴随着拍课桌的声音，我喜欢这种场面，希望这种情况多来几次，这样“他们”会沮丧，会拂袖而去。这样我就赢得了时间。

然而，纵使远处音乐声再真切，“他们”总是无动于衷。灯黑后的每次喧闹很快就会重新安静，教室亮起烛光，在红色的光线下伏案的，一定有“他们”的身影，同样的坐姿，同样的严肃状，似乎什么也没发生。

机会出现在晚自习结束铃响。教室熄灯后他们才离开，要在学习时间上超出，这是我唯一的胜算。那段时间走廊上看书人的身影，就多了一个我。走廊的路灯在楼梯道口位置，黄色白炽灯那种，瓦数自然不会高，光线不足以阅读。后来不知是谁的发明，竟然可以把教室的桌子叠起来，人坐在高处，接近了灯泡，明亮多了！晚上的二楼楼道，人在层叠的课桌上，无论是站还是坐，总应该是踏上光明的捷径，触碰希望的制高点了吧。

捷径没有给我开启希望之门的钥匙，却留给我两扇窗——不久我就带上了近视眼镜！

三、单车少年

高二那年我被招收进了绿野文学社——一个以文科班同学居多的学校社团。社办公室在水泥篮球场边，一排小平房的其中一间。晚自习下课后，社员会自觉聚集到屋子里编写文章，刻印社报。有龙舌、西牛的社员因家住县城不远，偶尔也有骑单车返校的时候。办公室总算有个门锁，车子就存放在屋内，除了车头镀铬发亮光，其它周身都是黑灰色。

男生都以好车技为荣，以双手脱把骑车为最，那个叫拽！如果在车上摇摇晃晃骑车不稳的话，定会召来大家的哄叫和嘲笑。在我们的看护下，存放屋内的单车是不会被闲置的，夏日一个夜晚，轮到我把车推出门，这是我的单车时间！平日出行都是步行，没机会接触车，我虽说学会了骑，但几乎没什么“驾龄”，开始还有点胆战心怯，校园空阔的场地助长了我的车技，没练多久我就驾轻就熟了。

教室通往食堂的主干道有个供车行的坡道，水泥的路面，上面浮着沙尘，人在上面行走经不住溜滑，都是跑将下来。骑车行到坡顶端，顺势冲下，瞬间穿越几十米的距离，一种何等肆意的快感！从第一次冲刺起，我就陶醉在这种令人眩晕追风中，一次次返回坡顶，一次次冲下，蹬踏、降落、放松、张开了双手，身体保持平衡，拂面的夜风也跟着舞动起来。

最后的冲刺在坡道高速急拐中结束：我从座上被甩出，蹿向前去，面朝地趴下滑行了一段，左车把刺穿了右腿裤子，重重地在大腿处擦了一道口子，嘶嘶地辣，手一摸，粘粘的，是血！

第一次遥望一○五国道，是站在桃江中学操场边的小山坡上，乌黑的柏油路面，又长又直，路两边削铲掉的一些小山丘，露出了狰狞的山崖，在山崖的映衬下，路面越发显得干净。眼前这段路面没什么起伏，两头都平平的，伸向远方，周围人议论着说它的终点：赣州、广州、南昌、北京，……

后来就有了这个念头：骑车沿路往北，到最远的地方去！

这是我人生最冒险的想法，除了地理书中的名词以外，“赣州”是我思想能及的最远的城市，那是大城市！七八个同伴分别借了车，会集在一起出发了。没有矿泉水，没有干粮，没有冲锋衣、防晒霜，连布包都没有。只有每人一辆锈了的单车，车把和脚踏板闪着银色的光。远处群山或远或近，灰濛濛地连成一片，山脚零零星星散落有村庄，看起来都离我们很远。新修的公路空空的没什么车，很适合我们这样一群人撒野，秋日午后的阳光也没觉得热，微风中满是路两边枯草的香味。我们一路高声谈着笑着，放声高歌，有人唱，有人和，还有人学着乐器声伴奏，唱《迟到》，唱《一条路》，唱《恼人的秋风》《故乡的云》直到把大家会的歌都唱了个遍。

国道很少有陡坡和急弯，道路尽头似乎就在前面不远处，向前走一段你都感觉在接近，但却总也无法到达。起始大家相互召唤着接应，一段一段奋力蹬踩，不知什么时候，大家开始变得少语，队伍由一群分成三三两两，之后渐渐距离拉开，化成一点一点的背影，最末踪影全无，路途剩下无尽的沉默。

是夜我们到达目的地。从信丰到赣州，历时约7小时，行程78公里。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但我对母校信丰中学的思念却从未停止过。许多人和事，随着时间的过去，反而更加亲切，更加生动，更加鲜明。虽然其中有忧伤和泪水，也有幼稚和可笑，但现在我却感到津津有味，仿佛充满了诗情画意。艰苦的生活过去了，他留给人们的毕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使我日后取自不尽、用之不竭。